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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松:三大里程碑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

发布时间:2019-11-22 12: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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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统一。表面偶然性往往包含历史必然性,而历史必然性恰恰包含在表面偶然性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以来中国发生的三大历史事件,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难探索和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迎来了一座指引迷茫中国的“灯塔”。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苦难中的中国树立了一座屹立不倒的“纪念碑”。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落后的中国举起了繁荣的“旗帜”。这三个历史事件和里程碑分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近100年、70年和40多年艰苦奋斗的历史起点。它们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展示的时代起点。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要完成的历史任务不同,完成这些历史任务的方式方法也不同,而党自身的发展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群众组织和社会诉求呈现出不同的集中特征,成为不同阶段辉煌历史的政治、思想、群众和社会基础。

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党的领导发挥着“灯塔”的导向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受灾的中国有了可靠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困难重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坚定而可信的领导班子,困难而辉煌的中国革命有了坚强而可靠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涌现,指引“灯塔”的作用尤为明显。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中,政治领导具有命令性。主要表现为在关键时期和重要时刻发挥政治导向作用,在重大波折和重大失误时发挥反腐败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发挥了政治导向的作用,主要包括:以1923年6月党的“三大代表大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推动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建设,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以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为标志,在一个极其关键的历史关头,它解决了党面临的最紧迫的组织和军事问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政治上成熟。以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为标志,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点上,党制定了全面抗日路线,实现了全面抗日战争的目标,与国共两党合作,为人民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以毛泽东1948年12月发表的“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讲话和1949年1月发表的“关于当前形势的声明”为标志,蒋介石的“和谈”阴谋被彻底揭露出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运动,逐步解放长江以南和广大西部地区。国民党和美国政府指示“渡江执政”,防止中国革命计划破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主要在扭转甘昆的错误方面发挥了作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不断纠正八七会议后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李李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以及六届四中全会后临时中央政府实行的冒险主义和闭关政策。抗日战争和民族危机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和分别以1940年和1941年皖南事变为高潮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为抗日战争新形势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推翻蒋介石”的明智决定,以回应由于国共力量悬殊而对国民党采取让步政策的观点,从而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中,思想领导具有根本地位。主要表现为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运用创新理论统一思想,抵制错误思潮的干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中国成立前,党的意识形态主导作用的最突出表现是毛泽东农村环城夺权思想的形成、抗日战争持久战理论的提出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1927年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突破了教条主义的严重枷锁和许多障碍。他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深化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条件成熟时夺取国家政权的战略思想,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集中全党的智慧,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写了两部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批判和纠正了错误的思想,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正确道路是持久战,从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了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党召开了七次代表大会。这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召开的最重要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其历史贡献是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将其写入党章。一方面,它反映了全党思想政治的成熟和党的理论水平的极大提高。另一方面,统一全党思想,指导全党行动,加快中国革命胜利进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中,群众组织具有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为我们党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推进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把党的正确思想和国家意志转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人不仅依靠人民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而且动员群众打土豪,瓜分根据地的土地。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和积极支持下,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极大地支持和鼓励了其他地区的革命斗争。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无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还是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无论是国共合作作战的前沿战场,还是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部战场,无论是占领区的抗日斗争还是解放区的局部反攻,都反映了人民积极参与的人民战争的性质。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也在群众的全力支持下取得了最后胜利,特别是辽沈、淮海和平金的战略决战。这也是党在各种力量的支持下,全面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一场空间规模的决战。在三大战役中,人民主要依靠简单的人力和落后的工具,通过抬肩车、手推车、驴和船只,把大量的军需品运送到前线,把许多伤病员运送到后方。据统计,流动人口880多万,车辆141万辆,担架36万张,牲畜260万头,粮食4.25亿公斤。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的陈毅曾感叹道:“海怀战役的胜利是由人们用小车带来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中,社会诉求具有目标导向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我们党号召社会不同群体、阶层和力量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社会影响范围,团结社会形成合力的能力。大革命期间,五卅运动和大革命高潮的兴起很好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号召力的作用。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这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所有革命阶级和各族人民的共同斗争。它显示了党的社会号召力,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抗日救国运动高潮的到来,都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号召力。例如,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北平的“十二·九运动”,就是党号召社会,特别是青年抗日救国的一次成功的证明。1936年“Xi事变”的和平解决也是党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抗日战争的有效行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人民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党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动员社会各界支持和平建国。特别是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全国的利益和愿望,真诚寻求和平。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后,党把动员民主党派、独立人士、人民团体和其他社会各界参与新中国的准备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在北平举行。与会者和从中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员更充分地反映了这次社会动员的结果。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的领导起着“纪念碑”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我们走过了一条多刺、崎岖、极不平坦的道路,但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伟大社会革命仍然是现代中国乃至现代世界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新中国成立30年来,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成就,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树立“丰碑”方面发挥了作用。党的政治领导的主要表现是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民族团结。民族独立是现代中国有崇高理想的人民的夙愿。为了拯救悲痛的祖国和苦难的民族,无数革命先辈献出了他们的头颅和鲜血,勇敢顽强地战斗着,但等待他们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只有新中国成立,旧中国屈辱的历史才会彻底结束,民族复兴才会迎来无限曙光。中华民族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已经成为世界不得不承认的客观事实。因此,党的政治领导的首要成就是国家独立。从本质上说,人民解放意味着人民在政治上成为自己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并获得成为自己国家主人的政治地位。新中国的成立是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前提。其基本制度形式是1954年9月正式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重要的制度载体。它反映了中国各族人民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人的地位。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真正成为统一的整体。新中国的成立是真正实现民族团结的重要政治保证,因为只有新中国才能真正结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彻底扭转旧中国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统治下的国家“四分五裂”,真正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民族意志和决心,实施国家一局发展战略和统一行动。

党的意识形态主导作用的主要表现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的提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发展时期一系列新政策的提出、真理标准讨论的推进,这对于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实现秩序的混乱具有重要意义。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们应该巩固新的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各种建设项目。还有一场抵抗美国侵略和援助朝鲜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中国无法控制的因素强加给中国的。然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是我们的当务之急。经过毛泽东的检讨和修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成为完成这一首要任务的主导力量,这对统一全党思想,指导全国人民的行动具有重大意义。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的时期,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尽管它经历了曲折,特别是“左”倾错误的影响,但它的领导正确思想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进军现代科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保守、反侵略的经济建设”等一系列新政策的提出,都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邓小平曾经这样评价《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太重要了,对现在和将来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为了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澄清前进道路上的意识形态混乱,实现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就必须把思想路线上的事情摆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不仅重申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而且为我们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领导党和国家实现重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前提。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党的群众组织的主要表现是在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下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形成群众路线,在群众路线的指导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已经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军事斗争方面,无论是为了完成中国大陆的统一,还是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还是为了抵抗美国的侵略和援助朝鲜。在经济建设方面,是要建立国有经济和新的经济秩序,还是要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还是要实行“一改三改”,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政治建设方面,无论是全社会的民主改革运动,还是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还是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实施;在外交发展方面,无论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和坚持,还是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的斗争和博弈等。在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下,新生的人民政权克服了困难,进入了关口,为下一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1956年,党领导人民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阶段,不仅充分发挥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而且形成了对我们党至关重要的群众路线。结果,党的群众组织权力进一步释放,特别是党的八大,很好地体现了群众路线的原则,庄严地提出了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的重要观点,把贯彻群众路线作为执政党必须努力解决的历史任务。这为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贯彻群众路线、加强党的群众组织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党的社会号召力的主要表现是动员社会,凝聚社会力量,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在长期战争、贫困和浪费的基础上建设。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党的社会吸引力,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体系。在这一时期,我们先后经历了战后三年的经济复苏、社会主义革命和三次重大转变,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先后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重大挫折,但党的社会吸引力从未消退。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完成,甚至“杀手”的成功,都反映了党的社会号召力。最典型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代表从国外归来,包括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和李四光。当祖国最需要的时候,他们要么坚决放弃国外的优惠待遇和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要么历尽艰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寻找回家的路。受党的社会号召力的鼓舞,他们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他们是真正共和国的“脊梁”,共和国的历史将永远铭刻着他们的名望和伟大成就。

第三,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党的领导发挥高举“旗帜”的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拉开的。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已经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四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发挥了高举“旗帜”的作用。党的政治领导主要表现在政治导向和高举“旗帜”的作用上。首先,1978年冬季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和国家面临重大历史关头,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党和国家从危机中再次崛起。推翻甘昆的决定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觉醒和伟大创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革命。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和发展到完善的飞跃。其次,邓小平于1992年春访问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讲话,明确回答了许多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要认知问题,提出并强调了一系列重要结论,如基本路线应管理100年、“三个有利于”标准、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宣言。第三,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为了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后,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等。 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论断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勾画了清晰的蓝图。

党的思想引领力主要表现为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并持续发挥引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作用。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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